大部分企业启用劳务派遣
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纷纷被曝违规使用劳务派遣,这些事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涉事企业名声在外,更因为其中所揭露的种种侵犯权益的细节、规避法律的手段等等,堪称观察劳务派遣乱象的典型标本,至今追溯仍引人深思。
真功夫的低保“功夫”
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前夕的2007年12月,有中式快餐第一品牌之称的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大批员工突击解除了劳动关系,改为由广州市俊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这些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再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派回真功夫工作。通过这一置换身份的手法,真功夫将超过90%的员工变身为劳务派遣工,以真功夫当时在全国连锁连营的规模,据测算涉及员工约在万人左右。
变身为劳务派遣工后,真功夫大批员工的社保由劳务派遣公司出面缴纳,广州市俊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舍近求远,特地选择在广州从化市参保。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因为从化是广州地区的“低保洼地”,社保缴费基数最低,与广州市区的差距高达853.2元。
此外,广州市曾下发规定,允许首次在广州参保的农民工,可先行参加工伤保险,其它险种可暂时不参保。利用这一规定,许多在真功夫工作的农村户籍劳务派遣工,其社保又被克扣成仅剩工伤保险一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统统成了一片空白。
玖龙纸业的“血汗”疑云
2008年4月,香港民间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联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重点指责中国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玖龙纸业有限公司是“血汗工厂”,存在工作条件恶劣、侵犯员工权益、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工等现象。
在劳务派遣方面,该调查报告指称,玖龙纸业在2007年12月发生部分临时工罢工事件后,原料部新聘员工都成为了“南方人才市场”和“广州红海人力资源公司”的劳务派遣工。在工厂内部,他们被称为“辅助工”。“辅助工不和工厂签合同,不能住在工厂宿舍,没有工伤、养老保险,没有任何补助,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有的辅助工全年甚至工作363天,仅在春节放了两天假。
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总工会经调查后发布结论,认定对玖龙纸业“血汗工厂”的指责失实片面,有失公允,但确实存在超时加班、工伤事故较多、劳务派遣工待遇有待改进等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整改意见,其中就包括,467名劳务派遣工在今年合同期满后转为合同工。对此,玖龙纸业表示完全接受。
2008年6月16日,玖龙纸业宣布,经与两家劳务派遣公司友好协商,解除劳务派遣合约,辞退全厂所有劳务派遣工,派发一个半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并称此举是为了不违反劳动合同法。
但香港SACOM组织却认为玖龙纸业是“出尔反尔的行为”,违背了此前向广东省总工会作出的将劳务派遣工转为合同工的承诺。
可口可乐的“三性”越界
2008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大学生调查小组发布了一份长达28页的《可口可乐调查报告》,该报告调查了可口可乐在中国内地的5家装瓶厂和4家供应商,并指称可口可乐在华企业存在大量派遣工和其他非正式工,“他们干着最危险、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工资却最低,而且还被拖欠甚至克扣”。
以可口可乐广州装瓶厂为例,劳务派遣工在6、7、8三个月的工作时间分别为318.5、312、318.5小时,每月工作时间高达29天。调查还发现,有4家装瓶厂劳务派遣工旺季每月加班都在100小时以上,惠州装瓶厂甚至达150小时,远远高于法定的36小时。
该报告特别指出,被调查的5家装瓶厂都大量、长时间使用劳务派遣工,有些厂的劳务派遣工数量甚至占到生产工人的90%以上。很多劳务派遣工在可口可乐装瓶厂的工作时间都在2年以上,最长甚至达10年。并且很多工作岗位都是长期性、基础性而非临时性、辅助性的岗位,比如流水线上的装瓶、转瓶、检瓶、灌浆、标签等以及包装、叉车、司机等等。
该调查报告因此认为,这已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岗位“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限制。可口可乐在华企业把需要大量成本、风险最高、最麻烦的工作岗位转嫁给劳务派遣工,是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的策略。
加多宝的扩招策略
2011年3月15日,一名叫黄灿辉的青年在广东东莞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控告对象则是以生产红罐王老吉而声名远播的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公司。加多宝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内幕由此被揭开。
黄灿辉指称,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他在加多宝担任业务代表,与他签订劳动合同的却是江西鹰潭博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这令加多宝省下了大笔费用,却使身为广东人的黄灿辉的医保、社保关系,都被甩到了遥远的鹰潭。由于发现自己遭遇了加班费缩水、不定时工作制以及同工不同酬等不合理待遇,黄灿辉被逼主动离职,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加多宝支付加班费等各项费用。
据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前,加多宝几乎没有劳务派遣工。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事件后,红罐王老吉的销售额比2007年翻了一倍多,促使管理层制订了更为庞大的2009年销售计划,并开始大规模扩招人员,其中大部分就是劳务派遣工,以至加多宝员工中劳务派遣工的比例迅速增长至30%至40%。
然而加多宝2009年的销售业绩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较上一年有所下滑。从2009年10月起,有关加多宝变相裁员、克扣加班工资、强制执行特殊工时制等种种投诉接二连三,涉及北京、广东、杭州、温州、武汉、青岛、福建等各地分公司。而北京的加多宝分公司干脆变成了类似工程外包的形式,促销人员额定800元工资,由于“外包老板”每个月都要扣掉三四百元,最终员工能得到的仅剩三百多元。
古驰的虐工隐情
2011年11月,国际知名奢侈品牌古驰(GUCCI)在深圳的品牌店被曝虐待员工、拖欠员工加班费等黑幕,“喝水要申请,上厕所要报告,店铺里丢了东西所有员工‘连坐’赔偿,孕妇在店里吃东西补充营养被告知只要吃一个苹果将被记过,吃八个苹果将被解雇。”
深圳市有关部门随即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却发现遭遇了“异地监管”的难题。原来,深圳的古驰品牌店建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劳动用工制度,员工虽然归古驰管理,但与这些员工签订工作合同的却是深圳市南山区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员工签约后,先被派遣至古驰上海总部,然后再派遣回深圳进行工作。而且,深圳的古驰品牌店并未成立公司,仅仅相当于古驰“在深圳的柜台”。
由此,相关部门的调查就变成了异地调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调查取证都会遇到很大阻力和困难。即便认定古驰存在违规用工行为,也将形成异地处罚,增加执行难度。有执法人员直言:“如果所有劳资纠纷案件都和‘古驰案’一样,我们的人手增加10倍都不够。”
古驰的这起虐工事件,除了涉嫌利用劳务派遣制度的漏洞,还被指采用“双重标准”,因为向来拥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古驰,在欧美等国均未使用劳务派遣工,内部规范十分人性化且薪酬福利待遇丰厚。
但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些在国外循规蹈矩的洋品牌,为何进入中国就“学坏”?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许才更值得我们深思。